春秋战国时期与审计有关的立法和立法思想
春秋时期，各诸侯国开始制定公布法律条文，以法治国，设专官管理。公元前536年，郑国的执政子产铸“刑书”，把他所制定的成文刑法铸于铁鼎上，公布于国中，使人人知晓。从此，中国古代出现了第一部公开颁布的成文法。公元前513年，晋国赵鞅也用铁铸了刑鼎，鼎上铸有范宣子所作的刑书。
战国时期，有关制定法律的记载更为详细。魏国李悝变法，著《法经》。《法经》内容分“盗、贼、囚、捕、杂、具”六篇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封建法典。其中《杂法》之目有轻狡、越城、博戏、假借、不廉、奢侈逾制。不廉即指官吏受赃之事，假借当指假借官物不还。《杂法》中还规定有对经济犯罪的制裁，如“丞相受金，左右伏诛。犀首（即将军）以下受金则诛。金自镒以下罚，不诛也。曰“金禁”。这里“受金”就是指接受贿赂，“金禁”就是关于官吏受贿的禁律。《法经》的内容表明，当时已注重对丞相、犀首等高级官吏受贿的追办，并且在处罚上体现出了根据赃款数量确定刑罚轻重的原则。
商鞅在秦国变法，改“法”为“律”，把李悝的《法经》发展成为《秦律》。后世法律之名，由此而来。商鞅还参照鲁卫的宫室建筑盖起宫室冀阙，在阙上颁布法令。规定凡想做官的就要学习律令，拜官吏为师。在法治理论上，商鞅主张厚赏重刑，一断于法。他提出“国之所以治者三：一曰法；
二曰信；三曰权”，“君臣释法任私必乱”，执法必须做到“不失疏远，不违亲近”，信赏必罚。商鞅还提出“今恃多官众吏，官立丞、监。夫置丞立监者，且以禁人之为利也。而丞、监亦欲为利，则何以相禁？……今乱国不然，恃多官众吏，吏虽众，同体一也。夫（事）同体一者，相（监）不可，这为后代建立独立的监察机构提供了理论依据。后来的韩非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，主张“法者，编著之图籍，设立于官府，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”。显然，“设立于官府”，官吏才好据以执行，“布之于百姓”，才好要求人民遵守。
摘自《中国审计史稿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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