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北省审计厅

秦汉时期，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至220年曹魏代汉，共经历了四百四十余年，包括秦、西汉、王莽新朝和东汉四个朝代。

这一时期形成和巩固了统一的封建的中央专制主义制度。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，全国的行政权、军权、财权、司法权都集中于皇帝，一切由其最后裁决。在中央官僚机构中，秦汉实行“三公九卿制”。丞相承天子之命，督率百官，助理万机，执行政务。太尉协助皇帝掌管军事。御史大夫是副丞相，掌图籍章奏，监察百官，辅佐丞相处理事务。丞相、太尉、御史大夫后来合称三公，他们互相制约，便于皇帝集权于一身。三公之下设有九卿，分掌庶事。三公九卿称谓在两汉屡经改换，性质上也略有变化。汉武帝削弱丞相权力，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皇帝奏事，并设立“中朝”与丞相“外朝”分权。东汉光武帝加强尚书台，虽置三公，事归太阁，三公备员而已。

秦汉时期的中央财计机构，按期性质可分为国家财计机构和皇室财计机构两个系统。在国家财计机构方面，秦代由治粟内史负责国家的财政经济，其下设有太仓令，负责对粮、物仓库的管理，大内则主管财物收支。西汉初仍以制粟内史掌管国家财政，后改称大农令、大司农。大司农下设有太仓、均输、平准、都内、籍田五令丞。太仓令负责国家粮仓的收支保管；均输令顾名思义是调剂运输；平准令负责调节物价；都内负责核算钱币收支；籍田令则负责皇帝籍田之事。大司农还有属官大司农中丞，管诸会计事；大司农部丞，分部主诸国。东汉大司农职掌基本不变，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。群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薄，其逋未毕，各具别之。边群诸官请调度者，皆为报给，损多益寡，取相给足”。

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废除了古代的封国建藩制度，在地方行政机构上实行郡县制。汉承秦制，相沿不改。群设群守，县设县令或县长，为群县的最高长官。秦群设有“少内”，主管财物收支；县设有“都官”，兼有管理财物之权。汉代都设有金曹，主货币、盐、铁事；仓曹，主仓谷事。还设有少府，是“群掌财物之府，以供太守者也”。县也设有金曹，主收市租；仓曹主收民租。县之少府或称小府，“主出纳，主饷粮”。

据《汉书 食货志》载，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租、口赋、盐铁之利，《睡虎地秦墓竹简》还载有刍稿、关税之征。秦行急政，其财政支出十分浩大，撇开作为一个封建国家的一艘支出—皇室费用、俸禄、军费、行政事务费等不说，单休长城驰道，盖阿房宫，建骊山陵，征伐四夷，巡群国，求神仙，其开支就将竭尽帑藏。

秦始皇统一六国后，针对各诸侯国“田畴异亩，车涂异轨，律令异法，衣冠异制，言语异声，文字异形”的情况，进行了统一文字、度量衡、货币的措施。这不仅便利了各地的经济交流。而且也便于封建政府加强经济核算，控制财政收支，具有重大深远的影响。

汉代建立之初，实行了一系列休养生息的政策，使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发展起来：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癝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。”到西汉末年，垦田面积达八百二十七万多顷，人口大约五千九百余万，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。汉代手工业中冶铁业、丝织业、造纸业等都居于当时世界前列，如冶铁中的炒钢法、纺织业上的提花机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，纸的发明和大量生产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秦汉虽然都采取了重农抑商的政策，但商业仍很繁荣，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富埒天子，交通王侯，势力很大。

汉代的财政收支分两个系统，田租、算赋、口赋、盐铁等收入用于封建国家俸禄、军费、行政事务费、建筑工程费等支出；而山海池泽、官办手工业的收入等用于皇室各项支出。

秦汉时期，随着封建经济的繁荣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财政收支的复杂化，财计机构和制度开始出现系统化，中式会计也取得了较大的发展。从出土汉简可以看出，这一时期，逐渐奠定了以“入，出”为会计记录符号的定式简明会计记录方法的基础。汉代的上计簿除了记载户口、垦田、钱谷入出之外，还记载有关盗贼多少等情况，不能算为纯粹的会计报告，但它确立了中式会计报告的基本内容和形式。这些都大大有利于审计的发展。

摘自《中国审计史稿》